探索侧面——袁世凯

袁世凯对人才的选用和培养创造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近代奇迹。比如在政治上有徐世昌，军事上有号称“北洋三杰”的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外交方面有顾维钧、陆征祥，巡警方面有赵秉钧、段芝贵；经济方面有周学熙、梁士诒；教育方面有严修、林墨清、卢木斋、傅增湘；法律方面有金邦平、黎渊等，可谓人才济济。

袁世凯，中国近代史上最臭名昭著的人物。历史教科书及主流思想对袁世凯的评价基本是负面的，比如乱世奸雄、窃国大盗、共和叛徒、背信弃义、卖主求荣、利欲熏心、复辟帝制、寡廉鲜耻、签订“二十一条”的大卖国贼、做了八十三天皇帝梦、在众叛亲离中一命呜呼、为世人所不齿……袁氏的斑斑劣迹可谓家喻户晓，其反动人物形象妇孺皆知。 最近几年，研究袁氏及北洋集团的历史书籍越来越多，对袁世凯功过是非的评价也存在很多分歧，历史究竟是在逐渐还原真相，还是误入另一个歧途，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和判断。可以肯定的是，一切想为袁世凯翻案的动机与想法都是错误和愚蠢的，但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不同于主流思想的观点对于我们更客观更全面的审视袁世凯这个“悲剧式”的历史人物提供了一面镜子，抹去这面镜子上的灰尘，循着中国近代史的轨迹，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袁世凯不同的侧面和表情。

侧面关键字之一：创新改革？ 众所周知，袁世凯是1898年戊戌维新的“叛徒”，但以康梁为代表的近代知识分子改良派所倡导的戊戌维新没能实现的很多改革内容，竟然在袁世凯的手中得到部分实现。甲午战争后，袁世凯积极学习西方军制，进行军事改革，大大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促使中国军队走向现代化道路。他联合张之洞等督抚，连上奏折，促使清廷废除了自隋唐以来延续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为近代教育的发展扫除了障碍，并创建山东大学堂（今山东大学）。他在任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六年间，在所辖地区大力推行新政，把经过八国联军入侵经济惨遭破坏的直隶治理为全国“模范省”。更为重要的是，武昌起义后，他顺应共和潮流，与革命堂人联手，共同推翻清王朝。即使在任大总统期间，他在加强专制集权的同时，也注意发展经济，制定了一系列鼓励和刺激工商业发展的政策措施……这些改革创新的举措应该值得肯定。

侧面关键字之二：唯才是举？ 袁世凯是依靠小站练兵，逐渐形成北洋军阀集团发家的。在北洋集团的发展过程中，袁的用人特点就是唯才是举，无才者即使亲属、家族也不用。他几乎笼络了国内各方面的优秀人才，其北洋集团可以说是一个人才集团，简直可以和汉末三国的曹操相比。袁世凯练军成功，同时也使得小站新军成为创练新军的模范样板，全国各地再度添练新军，必从小站抽调军事骨干担任教官。他编练的新军中，走出了四个民国总统（袁世凯、冯国璋、徐世昌、曹锟），六个民国总理、陆军总长（段祺瑞、王士珍、段芝贵、唐绍仪、张怀芝、靳云鹏），三十四个督军。袁世凯对人才的选用和培养创造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近代奇迹。比如在政治上有徐世昌，军事上有号称“北洋三杰”的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外交方面有顾维钧、陆征祥，巡警方面有赵秉钧、段芝贵；经济方面有周学熙、梁士诒；教育方面有严修、林墨清、卢木斋、傅增湘；法律方面有金邦平、黎渊等，可谓人才济济。对非北洋系的人才袁时凯也能予以重用，比如梁启超、蔡锷等，即使是他的死敌宋教仁，袁也极爱其才，极尽笼络。[在北洋集团，地缘的乡亲关系、血缘的亲属关系很少。有人曾对这两种关系进行详细分析，河南人在北洋集团主要成员中仅占7.8%，袁氏家族及其亲属则更少。据朱东安的相关研究，在曾国藩湘系集团中湖南人约占54.1%，李鸿章淮系集团中安徽人占的比例更大，达到77.4%。袁世凯及其北洋集团之所以能在清末迅速崛起，与袁世凯的用人有很大的关系。 袁世凯家族的人，在北洋集团中几乎没有。袁氏家族很庞大，袁世凯有兄弟6人，其自子侄辈有三四十人。袁世凯有17个儿子，长子袁克定、次子袁克文，1914年时分别为36岁和24岁，民国以来他们没有担任过任何职务。这种情况无论在袁氏以前还是以后的政治人物中都很少见，就是拿到现在来说也是值得赞赏的。

侧面关键字之三：奋斗的青春？ 袁世凯出生河南项城的一个仕宦世家，青少年时期就好义疏财，喜好广交朋友。乡居时期，他利用较优厚的家产广泛结交文人墨客，过起了诗酒文人生活，并成立了“丽泽山房”和“勿欺山房”两个文社，赋诗唱和。他自为盟主，“捐资供给食用”，一时博得“慷慨好施”的美名。袁世凯两次参加乡试失败后，他对科举绝望了，气愤之余他烧掉了自己所有的诗文和家藏典籍，决心投笔从戎。他说“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乌能龌龊久困笔砚者，自误光阴耶！”他于1881年投奔驻山东登州的淮军将领吴长庆。1882年随吴军赶赴朝鲜，在“壬午兵变”中充分显示了处事果断，勇敢机智的才能，吴长庆以“治军严肃，调度有方，争先攻剿，尤为奋勇”的评语为袁向直隶总督李鸿章请奖。李鸿章报经清廷批准，授予袁世凯同知衔，赏戴花翎。袁世凯终于靠自己的努力，以军功步入仕途。1884年他在平定朝鲜“甲申政变”中再立军功，后被授予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常驻朝鲜，直到1894年甲午战争之前回国。

侧面关键字之四：抵制过“二十一条”？ 长期以来流行的说法，说袁世凯为了取得日本的支持，不惜与其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这种说法是否合理，有待考证。当时，袁氏凯曾对“二十一条”进行了相当程度的抵制，最后迫于国际无援和日本的压力，不得不答应修改后的有关条款，最后签订的《中日新约》与最初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有相当的距离。 袁世凯采取了拖、谈、改等策略，比如他更换外交总长（陆征祥接替孙宝琦），以新总长上任要熟悉部务为由尽可能拖延谈判日期；开始谈判后，日方提出每天必谈，袁坚持每周一谈，最后双方妥协为每周三谈，每次谈两个小时。每次谈判时，中方代表又故意减少有效时间，上茶、献烟、鞠躬等礼节都包括在内，磨磨蹭蹭半天，才开始进入议题。同时，袁置日方要求将21条内容“绝对保密”不理，指示有关人员有意将条款内容泄露出去，以期待引起英、美、俄、德等国对日不满而从中干涉。袁曾经对他的政治顾问美国人莫理循气呼呼地说：“决不同意那些条款，哪怕打到新华门也不同意。”袁还曾密令冯国璋等十九省将军发出通电，声称对日不惜一战。虽然效果不大，但可见袁的用心良苦。中日双方经过80多天、25次会议的谈判，中方先后提出6个修正案，日方提出3个修正案，谈判之激烈，争执之火爆可想而知。日本对谈判进展缓慢十分不满，采取了外交讹诈和军事威胁的双重手段迫使中国政府就范，将3万日军运往南满、山东。上一页[1][2][3][4]下一页在渤海，日本舰队一直在游弋，可以说，日本进入了对华战争状态。但中方仍不为所动，坚持修正后的方案，这个方案与日本的修正案有很大的距离，日本极为不满，5月7日，日方下最后通牒，要求中方在5月9日下午6时做出令其满意答复，“否则，帝国将执行认为必要之手段”。5月8日，袁世凯召集全体高级官员会议商讨对策，会前，外交总长陆征祥会见了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征求他对日本最后通牒的意见，朱尔典劝中国“埋头十年再与日本抬头相见”，中国乞求国际援助的最后希望破灭。至此，袁世凯才决定接受日本最后通牒。袁世凯在会上有一段话，可见其当时真实的内心写照：“此次日人乘欧战方殷，欺我国积弱之时，提出苛酷条款。经外部与日使交涉，历时三月有余，会议至二十余次，始终委曲求全，冀达和平解决之目的。但日本不谅，强词夺理，终以最后通牒，迫我承认。我国虽弱，苟侵及我主权，束缚我内政，如第五号所列者，我必誓死力拒。……我国国力未充，目前尚难以兵戎相见。英朱使关切中国，情殊可感，为权衡利害，而至不得已接受日本通牒之要求，使何等痛心！何等耻辱！无敌国外患国恒亡，经此大难以后，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作奋发有为之事业，举凡军事、政治、外交、财政力求刷新，预定计划，定年限，下决心，群策群力，期达目的，则朱使所谓埋头十年与日本抬头相见，或可尚有希望。若时过境迁，因循忘耻，则不特今日之屈服奇耻无报复之时，恐十年以后，中国之危险更甚于今日，亡国之痛，即在目前。我负国民付托之重，决不为亡国之民。但国之兴，诸君与有责，国之亡，诸君亦与有责也。”以上讲话，既可视为袁为自己即将与日签约辩解，但也可看作袁在不得不与日签约时愤懑之情的宣泄，或许这两者实为兼而有之。不过从与日签约后，袁同意将条约签约日定为“国耻日”来看，似乎后者的成分要大于前者。 “二十一条”毕竟是在袁氏手上签订的，论罪过，袁氏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但说袁氏以签订“二十一条”作为换取日本支持自己称帝的条件，则有欠公允，多数历史学研究者也并不认同。

侧面关键字之五：勤政俭朴？ 袁氏可谓一个工作狂，他从清末任直隶总督时就养成了良好的习惯，对各种公文私牍迅速处理，“案不积牍”。做大总统后更是如此，每天上班后一直忙于处理军政大事。他这种勤政的作风和效率极为少见，用现代时髦的话说，他是一个出色的高级管理人才，即使他的政敌和反对他的人也不得不佩服这一点。出身军人，袁世凯的身体强健（复辟失败后，袁的健康急转直下），几乎没有什么病。他记忆力强，处理问题头头是道，凡是身边的人无不佩服。他的部下和朋友说：“他除了嗜权如命以外没有任何爱好，一切饮食、衣服决不讲究，未明求衣，夜深方息”。袁世凯不抽烟，不喝酒（逢过年等重大节日时才喝少许绍兴黄酒）、不打麻将推牌九（只过年时玩玩）。作为封建官僚，袁氏虽然有一妻九妾，但节制有度，从不沉湎女色。

袁世凯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以今天世界多元的标准看，恐怕没有人能够完全看透这个人。上一页[1][2][3][4]下一页事实上，袁世凯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人物，也可以说是一个争议人物。袁世凯出卖光绪，导致戊戌政变，中国失去了一次近代化富国强兵的发展机会，其复辟帝制更是倒行逆施，尤其在他手上签定“二十一条”亦是证据确凿的丧权辱国，这些都是其政治生涯不可抹去的污点。但也有人说，如果没有后来复辟帝制的蠢事，袁世凯即使在道德上有再多的缺陷，人们也会原谅他，对他的评价就可能是另外一番景象。甚至有人开玩笑说，袁要是再早死一点，没有后来复辟帝制的事，他“必以结束二千年帝制、缔造共和的一大勋臣彪炳于史册”。 在笔者看来，我们既不能因为袁世凯做了几件好事，就全面肯定他的历史；亦不能因为他政治上的污点，就否定其整个人生。这都不是对待历史应有的态度，也不是我们提倡的正确的历史观。民国初年，中国完全移植欧美政治体制，这些体制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完善，最终在欧美确立并成熟，但将它照搬到中国，并期望完全适应中国国情，是不切合实际的。中国刚刚经过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主义，政治土壤尚未形成，中西政治文明经过激烈的碰撞，思想混乱，社会无序，完全移植欧美政体的不适应性，导致出现复古思想也在情理之中。袁氏复辟帝制既有他个人的因素，也是民国初年复杂的政治形势演进的结果，同时也是当时世界政治格局发展的产物。当时的世界列强，英国、德国、日本，都与帝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就当时的世界形势与国内政治土壤，复辟帝制是迟早的事，即使没有袁世凯，必然有张世凯、李世凯等。历史没有如果，只有担当，历史进程中总是不断需要有人出来担当，好也担当，坏也担当。袁世凯成为承担近代中国落后挨打、丧权辱国的第一责任人，承受后人的千古骂名亦非冤枉。从当时的情况看，袁世凯在传统体制内，积极推动中国近代化发展，固然是进步之举，然而，在他就任正式大总统，完全可以进一步推动近代化的情况下，却悍然复辟帝制，这是对近代化的极大反动。后人固然可以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等行为加以同情之“理解”，但其本人迷信权力、沉迷帝制、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性格矛盾、政治上趋利避害的反复无常，加上封建官僚家庭的成长背景，限制了他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缺乏理智的洞察力和决断力，最终使自己坠入历史的深渊，铸成了个人的悲剧。人的多面性决定了历史的多面性，历史的担当如企业的责任，成败皆由人。作为现代企业的管理者和人力资源管理者，在推动人力资源不断增值和企业发展进步的同时，既要看到人力资源的不可或缺和优秀人才的重要性，也要看到一旦脱离企业价值观约束的人力资源文化中隐含的危险性，尤其当企业充斥英雄人物事迹，突出企业创业元老，歌颂企业领导人功劳的时候，我们更应从袁世凯的人物悲剧中获取一些启发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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