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大师”沦落至斯，是谁的错？

        余秋雨在各大门户网站的博客，近日悉数清零，这又使他在继被评“第一文盲”后，再度成为了舆论焦点。
　　
　　平心而论，余秋雨当然不是一无是处，他对周立波和赵本山做出的中肯评价，是论资排辈、文人相轻的圈子里其他多数人不愿、不肯、不敢说的。而他早年散文集里的“硬伤”，并不是多么严重的质量错误，而今社会的中坚阶层（30-40岁）当初即便了解到那些“硬伤”，也还是通过《文化苦旅》、《霜冷长河》等著作陶冶性情、体察人生、感悟青春。
　　
　　那么需要问，一个人都敢把自己自封为“大师”，何以沦落至人人喊打的程度，这究竟是谁的错？
　　
　　问题就出在时代和解读角度两点。
　　
　　出名要趁早，这句话不应简单被理解为出名要在年纪小的时候，用在余秋雨身上，可以说，他如果换个年代，在洛阳纸贵的年代，或者三苏父子以华丽的政论文征服庙堂和在野两届的时候，谁还会去挑出他文章中的“硬伤”呢？古今中外，又有哪一个“大家”的作品里不是“硬伤”遍地呢？
　　
　　余秋雨自称对中国文化的陋习有过深刻思考。然而，在他的笔下和话语中，后来越来越容易看到“委屈”——为中国文化做了那么多贡献，积极参与央视歌手大奖赛等活动、开博客迎合互联网潮流，为什么大家还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呢？这其实说明他的前述“深刻思考”很有问题，中国历史上，文化人物和文化作品的声誉长时期依附于权力（或是夹杂于皇权与相权、士权之间，作为调和者）、奠基于精英化；即便是五胡乱华至隋朝一统之间的乱世，文人看似身份独立、思想空前自由、创作天马行空，但无论如何也不能脱离割据政权和军阀的庇护。
　　
　　九十年前的中国文化界，就已经认识到白话文替代文言文，以此文字的新型组合，破除原有僵化组合机制对人的束缚。而今，识字水平的普遍、政治生活公共性的增进，文字不再尊贵，变得更加平民化。余秋雨的声名鹊起乃至之后的毁誉参半，都来源于改革开放后相对开放的市民文化空间，要照过去的体制套路，“中国文化的积弊”之类的宏大命题，轮得到他去评说吗？出名更容易的年代，也必然要经历更严苛的甄选和更多的非议，如果你受不了，就不要趟这路浑水。
　　
　　而从余秋雨屡屡与媒体、网民发生龃龉的事件来看，很显然，他并不懂得究竟该“替谁说话”，他不能理解也就无法认同互联网时代，文化乃至更大范围内的政治、经济问题，公民、消费者、群众特别是年轻人的支持才是合法性和合理性的来源。
　　
　　谈到“解读角度”，众所周知，同样写散文，汪国真、刘墉没有引起过争议。路归路、桥归桥，汪、刘等作家被多数人无视、漠视，但并不影响另有一部分人成为其忠诚的粉丝和消费者，用商业术语来形容，这叫做“小众化经营”。余秋雨却不同，因为同样或清新、或洗练、或意味深长的文字里，他并不甘于去做个文学家，而是要臧否家国天下，要通吃！
　　
　　如前所述，现在是21世纪，“家国天下”的内涵、外延全都急剧改变，刻舟求剑已经行不通。“含泪劝告”学的是古代那种“哭谏”、“尸谏”屡试不爽的手法，蒙一蒙不把老百姓当回事儿的清朝皇帝或者三国军阀可以，但肯定劝不动知书达礼还通普世法则的现代中国人。以前撰写碑文，管你胡扯得天花乱坠，只要买单者和喜欢周游天下的贵族子弟们喜欢就够了，但余秋雨是2009年为南京钟山风景区“立言”，却活生生把“立德”的宗旨给忘了，“斥资五十亿，搬迁十三村，移民两万余”听上去倒像是项羽焚烧阿房宫前的战斗檄文，让人不寒而栗。
　　
　　 所以，只能说，余大师生错了年代，长错了脑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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