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在网上看到自称“孔子后人”的某人所写的博文《孔子诞辰应成为亚洲圣诞节》,其中引用日本某政客的话:“东方太阳是孔子,亚洲圣经是《论语》,东亚应有自己的圣诞节,我看应选在世界文化巨人至圣先师孔子的诞生日。”下面我想谈谈我对“孔子与圣诞节”这一问题的看法。
对于孔子的精神我极为尊重,但对于这帮自称的“孔子后人”除了鄙视之外没有别的。如果我们在血统的意义上谈“孔子后人”,那么正如朱维铮先生所言,现在世界上的所谓“孔子后人”都是假冒的和自封的(历史上可考的孔子嫡系后裔早在孔融被曹操灭门后就消失了),这些人(以及他们修家谱的先辈)抱着傍大款式的心态,抛弃自己真正的祖宗而去认孔子为祖,干的是大逆不道的事情,完全与孔子的伦理精神相悖(乱认祖宗、乱拜坟头)。
每一位尊重和继承孔子精神的人,每一位认同“仁”和“礼”的人,都可以说是精神意义上的“孔子后人”。而且,这些人与孔子的关联要比血统上的关联重要得多、也亲近得多。不过,这些人不限于儒家信徒,而是可以扩展到每一位在生活中奉行礼教之伦理秩序的人。对这些人来说,纪念孔子的最好方式就是在每天的生活中承担起自身的责任——对父母、亲人、朋友和国家的责任。而纪念孔子的最坏方式就是与他人、特别与西方人为敌,靠贬低或排斥西方的节日来抬高自己的传统。每年的耶稣诞辰纪念日,总是中国某些儒生的“精神狂躁期”,焦虑、不满和敌意在这一天总会发作得比以往更厉害。但这种精神上的焦虑是不必要的,它不过是对精神的本性缺少理解所致。
的确,孔子的精神与耶稣的精神是不同的,其差异主要表现为共同体(家与国)的伦理精神与超世间共同体的信仰精神之间的区别。但是,每一位精神上有所追求的人,都懂得人的精神本性同时包含着这两种要求:既要承担共同体中的责任,又要寻求对世界和共同体的超越而去获得内在灵性的绝对自由。对于这样的人来说,孔子与耶稣都是圣人,正如佛陀与苏格拉底(柏拉图)也是我们精神的内在维度的展示。这些伟大的圣人人格彼此之间的差异不能被统一到单纯和圆融之中,但他们之间的冲突构成我们灵性本身的张力。因此,我觉得他们中每一位的诞辰纪念日都可以说是人类的圣诞节,因为他们向人类提示了精神在其各方向中的最高可能性。
如果圣诞节只是一个世俗性的、商业化的节日,那么,它的意义就只在于给人们的狂欢、消费、休息提供一个理由。中国大多数过西方圣诞节的人都是在这个意义上过节的,那些对此看不顺眼的儒生们应该攻击的是商业逻辑,而不是基督教,因为基督教的灵性经验与中国这些人没有实质关联。
如果圣诞节的根基在于圣人的精神人格之中,则圣诞节必须能唤起人们对于伦理和信仰、生命和神的深度经验。对此,我们应该感激一切激发了我们的灵性经验的圣人,尽管我们可以更偏爱自己民族的圣人,但用不着贬低和排斥别的民族的圣人。圣人的精神人格是普遍性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效仿。通过在精神上与圣人相通,一个民族能产生更多的精神巨人或圣人。如果一个民族永远只有一个圣人,那么这个民族的精神就是不成熟的。在此意义上,圣诞节也是使新圣人诞生的助推器。
因此,如果孔子是圣人,那么他就不只是亚洲的圣人,也是全世界的圣人,正如耶稣基督、佛陀和苏格拉底那样。精神有国界,因为它来自某一特定共同体的伦理生活;精神也没有国界,因为每个人都可以选择和效仿那些圣人并因此改变自身的生活方式。我不是自由主义者,但我认为不能阻止人们在精神上选择别的民族的圣人和神,因为这种阻止无济于事,除了造成敌意和仇恨没有别的结果。那些皈依其他民族的神的人,如果这种皈依是以灵性上的觉醒为基础的,那么,我觉得这是这些人的命运,是无可指责的。灵性上的自由不可能被任何东西阻挡,尽管伦理生活的责任并不因这种自由而被取消。
中国人可以过耶稣圣诞节,也可以过孔子圣诞节,最重要的是我们内在灵性的向往和追求所在。对于国家和民族认同来说,孔子圣诞节的设置是必要的。但我要说,如何使孔子的精神变得更具有感召力而不是惹人反感,是当下儒生们应该干的事情。非常不幸的是,儒生们对西方圣诞节的贬低和排斥,只是使孔子变得令许多人反感了——这种搬石头砸自己脚的事情,儒生们最好还是别再干了。